从创新创业到文化追寻，从技术推动到哲学思辨，在“未来创客·5月沙龙”的活动中，著名经济学家、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、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，天使投资人、老鹰天使基金创办人刘小鹰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、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劲，易宝支付CEO及共同创始人唐彬受邀来到清华经管学院会议中心，和数百位到场观众们共同分享了“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的创新经济”。
在圆桌论坛环节，4位嘉宾就MIT创新创业机制给中国创新带来的体制展开了深入的交流，以下为论坛实录整理。
贺志刚：刚才黄亚生教授讲了关于MIT创新创业机制的优势与特点，中国应该如何借鉴？中国高校的创新怎么去推动？
陈劲：如今世界更加关注创新和创业，中国也在去年推动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——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决策。现在中国高校在这方面也是比较踊跃的，它首先会鼓励教师和学生的创新和创业，推动大学科研成果的转化；其次着手进行很多新的设计，包括要进一步颁布科技成果转化法。同时鼓励学生创业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。中国大学生创新、创业面临的最大问题，是我们学生创新的素养还不够特别好。耶鲁大学的校长讲的很好，中国为什么创新不够？一是我们对人和人的关系讲的多一点，但是人和自然的关系，人和社会的关系价值并没有讲清楚。创业就是经济创业，但更需要精神上的支持。二是缺乏批判意识。很多事情我们认为权威说的对就是对，没有人挑战权威的假设，相反则是MIT的精神。中国大学生、研究生要提高这方面。知识面要丰富，要把自然科学、工程科技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打通，才能做出好的创业。然后你对现有的假设要有批判态度，包括工业4.0，一定要提出更深刻的反思，才能进行创业。
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陈劲
刘小鹰：创新是代表你的科技创新，甚至在红海项目里面，你有商业流程的再造。比如说刘强东创业，他做的是B2C，而成百上千家别的企业都在做B2C。但他成功了，因为他运营力强，他的物流，他的管理，他的ERP都有所创新。创新不见得说你必须得有高科技，有发明；而是你在每一个细分的领域，包括项目里面都有所改变，这就是“创新”。
那创业是很传统的，要创业做公司，做一盘生意，你要注册，你要招人，人、财、物都要你管。黄老师说了，这是不容易的事情，专家型的人才很难做创业。但我却认为专家型也可以创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可以去找合作伙伴，找一个综合型的人，找一个营销型的人，找一个管理型的人，然后组一个很好的团队。为什么说现在是一个众创的时代呢？因为现在移动互联网、物联网这种网络的速度，可以让你瞬间开发一个APP、一个产品；可以瞬间通过苹果商店、安卓市场，通过很多互联网的营销、社交的媒体传到全世界。所以新的品牌，新的公司可以很快起来，也可以颠覆传统的行业。
贺志刚：斯坦福大学和MIT一样也是创新能力非常强的院校，它的科研创新也为硅谷的技术推动有很大的贡献。作为从斯坦福走出的创业者，您在学校以及创业的过程中有怎样的体会？
唐彬：我发现创新这个词，大家都听腻了，我作为企业家也不想讲了。这个词讲起来很好听，做起来太难了。一方面创新意味着破坏——打破旧世界，你要破坏自己，而自我革命是很难的；另一个方面为了发展，你不得不去尝试一些新东西，你不创新就消亡。把这两个东西统一起来，这就是关键。
怎么能够把创新和创业这两个看起来确实有矛盾的地方统一起来，这需要有底层的思考。从底层来看，根源在哪儿？我觉得根源应该还是在自由。不管是创新还是创业，不管是大学还是企业，自由是最根本的东西。尤其这个根本的东西是被互联网放大的。从我1993年互联网刚起步的时候去美国，到现在互联网进入深水区，深水区的核心就是自由和个性化，很精准的、人人相连接的。而人正是在这样一个自由连接的环境下面得到了保障。人人互相帮助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这样的新模式能够对创新带来一种巨大、全方位的冲击。所以在未来真正资源驱动、劳动力驱动将变成创新驱动，因为它释放了人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。美国的大学为什么有创造力？一方面我认为它的宗旨是对的，追求真理也好，知行合一也好，比日常的东西稳固得多；第二个有制度保障；另外还有思想方面的一些帮助。
互联网在两个国家发展得特别好，一个是美国，一个是中国，比德国、比日本好多了。未来不出意外的话，做得会比美国还要好，因为互联网的根和中国问题的根是相通的。互联网根是什么？互联网的根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平民中心，这两个结构结合起来之后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创新模式。这个模式对美国来说是第一次，对整个世界也是第一次。互联网这种新结构恰恰和东方文化的根是一致的：东方文化的根不是儒家，过分地强调等级秩序；中国文化的根是君子之道，和而不同，不同就是个性，是自由，是创造。“和”是大家之间能够分享，1+1大于2。这就解释了中国互联网为什么会蓬勃发展。我认为互联网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，会成为中国崛起的文化复兴。
易宝支付CEO及共同创始人唐彬
黄亚生：我觉得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就是个体化、个人化的一个东西。相较美国，中国闲置的资产是非常多的，是没有效率的。互联网个体化所具有的能力是不得了的，它能把一个整体拆分了，以后甚至可以把劳工也给你拆分开：陈劲完全可以上午给清华做教授，下午给北大做教授。互联网就是这样的，Uber上午车是自己的，下午是给社会用的——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改变。
你再去做深层的思考，互联网成为分配社会资源非常有效率的工具后，是不是会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变得更加有效率？这种重复生产，追求的是存量本身的消化和利用，而不是要去追求存量的增加。对于现在这种“铁公鸡”大规模投资，增加整个资产规模，我觉得应该加以考虑。不管是政府也好，社会也好，还是企业家也好，应该考虑如何通过现有互联网工具，把现有资源更有效地利用起来。作为政府来讲，需要更多地考虑大学体制的设置，专业不要分得太细。现在是劳工市场允许一定的灵活性，大学生是可以创业的了。
回到唐先生讲的，自由非常重要，特别是学术领域里头的自由，应该给教授、学生更多的自由。对于创新、创业，我更希望看到这方面的举措。我觉得只要是有创新的动力在那儿，只要是有创业的动力在那儿，孵化器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你去召集，社会上自己人就会去做了。就中国下一步发展创新经济、创业经济来说，我希望在大学管理方面能有所松动、改革。
著名经济学家、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、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
贺志刚：互联网是一个特别伟大的发明，需要辅之于适合其他人类社会制度方面的改变，需要一个新的演进过程。当我们在讲创新创业的过程时候，大家可能更多地去看这个商业模式是什么？能不能赚到钱？什么时间上市？这些眼前的东西。我想问一下陈教授，您在高校做创新的教育、创新的研究、对您来说，自由应该是通识教育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您对通识教育有什么体会？
陈劲：我觉得我们从中学开始就应该实行通识教育。当然如果这个人太感性，没有技术的支撑，公司也走不远，所以如何把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结合在一起，是我非常关心的主题。这需要非常多的工作。
中国和美国创业的区别是什么？美国的创业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还是比较强的。前面黄老师说中国的科研投入很大，我觉得还不够，因为中国的科研投入总量大概在2000亿美金左右，而美国是5000亿美金。中国学者的论文和美国学者的论文有什么区别？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讨论，如果说美国学者写的文章像足球场那么大的话，中国学者写的文章就是一个跳远的沙坑。
美国是什么程度？举例来说，MIT的技术研究非常明显，都是改变世界的技术、以及改变世界的技术研究。这方面我们以前做得比较少，现在做得很多，尤其是清华。清华这两年真的出了一些具备获得诺奖的科研成果，我对清华充满信心。北京与深圳都非常具有创新创业的精神，这是非常伟大的，是挺有希望的。下一个诺贝尔奖一定在清华。
美国的基础研究转化为商业的能力特别快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制度环境，我们很慢，因为我们没有社会分工。美国的教授注重理论的同时也关注实践。我们是研究人怎么赚钱，他们做创业目的是改变世界，我们的创业是求生存发展的。我最近发现一本哈佛大学教授写的书，奥巴马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关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，在全美强化这个。中国人现在对科学和数学的关注力都转到金融了，导致我们现在创新后劲不足。
我不提倡完全互联网创业，我们的服务创新比美国做得好多了，空间几乎没有了，用互联网来做服务，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。我们下面应该做硬件创业，中关村一个做得比较好的，就是IC咖啡，我认为那个最好。你们看我并不是不了解实际情况（笑），我经常去溜达一下。我认为我们下一个焦点应该要放在科学和数学上，我们不光跟美国有差距，跟印度也有差距，黄老师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学家，他对印度经济也有非常好的洞察。我回国之后开始研读印度哲学，练瑜伽，反复思考为什么印度崛起的力量这么大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是一个是看破死亡的国家，看破死亡就不怕风险，敢于创业。
贺志刚：刘小鹰先生对通识教育有什么见解呢？
刘小鹰：我在香港上大学，从一年级开始有通识教育，有很多学科，如果说我当年是在厦门一路长大，到最后有可能在厦大工作的话，我可能在厦门很牛，可能成为厦门的一个经销商，小老板。但是平台不一样，所受的教育和对人生的改变不一样的，我选择去香港上大学，去欧洲参加电信展，能够接触到诺基亚，通过一张名片把总代理拿回来，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。
我儿子在北京读国际学校，他在高中的时候已经可以学到心理学，生物、化学，这些课程已经跟美国大学的本科都差不多了。我让我儿子自己做决定，上大学选泽哪个专业，他选了一个认知科学，这个我都不太懂。后来我去问朋友才知道这个学科还是很不错的，研究神经、人工智能，这是未来的方向，我觉得挺好。同样的人在不同的平台、不同的环境下生活方式是有区别的。
天使投资人、老鹰天使基金创办人刘小鹰
贺志刚：唐彬先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，“互联网是一群人的浪漫。”一直没有听他详细讲解过，很多人会觉得做网络支付，是对技术要求非常精准及严格的领域，您是怎么来考虑的？为什么是“浪漫”这个词？
唐彬：这句话其实是我为一本书做的序，序的名字是“互联网是一群人的浪漫”。互联网带来一种崭新的文明，在这种文明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但是在互联网之前，你的独一无二跟世界没什么关系，因为被地域割裂了，被血缘割裂了。而今天任何人只要能上网，就跟世界紧密相连。在互联网的大空间里面，每个人平等的飞翔、平等地创造、平等的互动，我觉得互联网是真正平等的一个自由人的自由大联合，这就是叫一群人的浪漫。
互动环节
观众提问：斯坦福教授彼得·蒂尔在《从0到1》中提出，要走出校园去，不要再经过学校的学习，进行颠覆式的创新。这在目前中国的文化体制里，很有可能最后是一地鸡毛，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是否赞同他的观点？
唐彬：彼得·蒂尔来北京的时候，我曾跟他同台分享他的书。这本书里我认为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，就是要秘密。真正的企业家，你做任何事情，一定要看到一些秘密，看到他人没看到的东西，单纯copy，只能是赚点儿小钱就够了。真的要做到独一无二的，你要发现一些独一无二的事情。为什么短短12年的时间，第三方支付公司能起来、远远超过银行？
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支付。传统的金融机构认为，支付就是从A到B，这个思维是支付的基础。但是这个支付就像一百年前、二百年前中国的镖局一样。但我们认为在互联网时代里面，支付不再是镖局的思维，涉及到人与人之间，买方和卖方信息更透明，让交易更公平。个人和一个大国企是均等的。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人，独一无二的存在，我希望得到的服务希望是个性化的，而不是到银行取号、排队，以及在柜台面前乱七八糟的签字。想作为一个独一无二个人，做一家独一无二企业，你就要发现一些独一无二的秘密。
黄亚生：可能因为我是大学老师，所以有一个切身利益在里面。我认为他对大学高等教育的批判，是不太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创业人才只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目的。高等教育还给社会输送其他方面人才，比如科学人才，自然科学家、工程师，还有政府管理人员，甚至是总统。大学的目标是追求多样性。创业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，你如果否定高等教育，等于否定一个社会。鼓励一个本来可以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，完成学业，成为非常杰出的科学家的学生去创业，你就把他某方面的潜力给断送了。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，有些人是更适合做科学家的，而不是做创业者。
第二，大学本身是为对创业和创新提供了知识的，这些过程还是必要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的偏差，因为有些人看到一些没有上完大学的人创业非常成功，比如说比尔·盖茨，还有像扎克·伯格，这个里面有非常大的选择偏差。不管这些人学没学完哈佛，这些人首先是进了哈佛的。哈佛每年申请成功的人是5%，95%是没进去的，这里头已经有一个大的选择偏差了，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了，这些人创业才能成功。
彼得·蒂尔的观点错误在没有看到是杰出的人创业才成功，而不是说他从哈佛退学创业成功。另外一个方面，从统计学上来看，没有任何疑问，上完大学和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对比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收入、对社会贡献远远超过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。彼得·蒂尔应该考虑到大学对整个社会的促进，不能用个案去代替整个统计学上的证据。
第三，互联网本身的创新，都是大学学来的。大学在培养人才的同时还在创造知识，你不能否认，即使大学它不是创业人才的一个最好培养的孵化器，但在创造知识方面，你很难想象索尼公司能够代替MIT、代替斯坦福、代替清华。如果断送了大学的科学研究，就断送了世界的科研。比如MIT对基因、癌症、艾滋病、老年痴呆病的研究，有可能20年、30年后就有突破性的进展，这些新药研制出来，并不是说美国人才能吃这个药，全世界人都可以吃，这个研究最终是给全人类造成福利的增加。不支持大学教育，否认大学的作用是一种非常不合适的看法。
